临床医生的研究不能只在实验室，而要在病床边。所谓世界一流的医学学科，是开创更多因地制宜、因人而异，符合国人特点的规范诊疗方案，用中国方案看好国人的病。
世界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领域最高级别的官方会议——全球健康促进大会，今日在中国上海开幕。作为人口第一大国，中国每年70多亿诊疗人次，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多样的临床病例资源，然而国内临床诊疗方案基本都是采用国外。面向“健康中国”，这对没有建立起来的关联之间，缺失了什么？
全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工作会议近日向业界放出明确信号，通过临床医学研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，是下一步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重点。国家卫计委等5部门也联合出台《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“全面加强临床医学研究”。
在上海，临床医学排名全国第一、拥有十余家附属医院的上海交大医学院，依托近年上海市高原高峰学科建设计划，先行先试如何补好“短板”。日前在全院面向研究型医师、临床专职研究员队伍进行的专题培训中，中科院院士、院长陈国强为他们站台打气，所言所为在同行中被“刷屏”。他说，“让我们的医生从培养小鼠和细胞做实验、发SCI论文、申请自然基金，转变成为利用临床资源去解决一堆临床问题，获得一批临床研究成果。”
也就是说，临床医生的研究不能只在实验室，而要在病床边。所谓世界一流的医学学科，是开创更多因地制宜、因人而异，符合国人特点的规范诊疗方案，用中国方案看好国人的病。
在重视科研的氛围下，连不少非专业人士也知道了三大国际学刊：《科学》《自然》《细胞》。然而，殊不知在世界一流医学院的视界内，这“三大”只是重在基础研究，而四大顶级医学期刊则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、柳叶刀、美国医学会杂志、英国医学期刊。从诊断标准到手术范式，其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导向临床应用。但相较于中国科研人员的名字频频见诸“三大”，国内一年之内都鲜有发在“四大”上的高水平文章。
在这一点上，陈国强就被“刺激”过。在对德国某大学附属医院的访问中，他发现对方墙壁上挂了很多临床研究论文，仅那一年，就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、柳叶刀发表了7篇。与这家只有四五百张病床的外国医院相比，上海交大医学院各大附属医院拥有17000余张病床，但这种中国人临床资源的优势似乎还没有转化为胜势。如果国内医生的科研活动与临床实践脱节，等于浪费了十分宝贵并为国际同行珍视的临床资源。
凭心而论，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今夏公布的评审结果，今年交大医学院共获得505项基金项目，项目数连续第7年位列全国医学院校之首，直接经费资助达2.32亿元。不过，医学院没有“躺”在这些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基金项目上，因为它们大多数还不能直接用于临床诊疗，不完全是世界一流医学院的采信标准，因此必须扭转临床医学学科的科研指针。
这块“短板”也在国内普遍存在。陈国强院士表示，我国的临床诊疗领域仍停留在“进口大国”阶段，迄今为止高质量、大样本、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为国际诊疗指南完全采纳还比较少见。
人的遗传背景不同，生活方式不同，社会环境也不同，不能一直紧跟“西风”，将中国健康事业长期寄托于他国制定的标准上。把中国医学推向国际医学的标准话语体系中，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临床医生接受。
其实,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振义院士，就曾在高死亡率血癌——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（APL）诊疗中，首创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进行诱导分化治疗，获得80%至90%的缓解率。维甲酸原是治疗皮肤病的，正是“老药新用”的临床研究，才证实其对APL有效。最终，同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陈竺、陈赛娟等人，将全反式维甲酸和类似“砒霜”的砷剂结合运用，创建了两药协同靶向治疗的“上海方案”，使APL成为第一个可基本治愈的急性髓系白血病。
后辈医者也在探索。如今,患上尿毒症，除了肾移植，必须做透析。通常采用的血透方式，每隔一天上血透机，进行血液循环，一做就是约4小时，时间与经济成本极高。另一种方式是腹透，在腹腔内藏入小管，注入约2升的腹透液，每日体内外交换若干次，可以居家自助进行。
那么，问题来了，一天换多少袋腹透液呢？仁济医院肾脏科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牟姗介绍，按照国际上的临床指南，要看一个关键指标——“尿素氮清除率”，原来是2.0，达标的话需要四五袋腹透液。可外国人“人高马大”，与中国人体型不同，国内临床指标“1.7”是否可行？
作为交大医学院首批研究型医师，方炜医生等人用了两年时间，在上海各大医院进行了500例样本的多中心临床研究，证实了这一中国版标准的科学性，可以减少腹透液交换次数，减轻病人负担。因为一天减为3袋，仅医疗成本就可每日省下约40元。目前，各地医疗机构腹透方案基本都采用了这项“新国标”。
但方炜等的临床研究并未画上句号，他们还在跟踪患者，通过五年乃至十年随访，进一步完善疗法，使之更为安全有效。同时，这也牵涉了生物医学基础研究。比如，腹膜长期浸泡于类似糖水的腹透液中，产生大量糖代谢产物，可能造成腹膜细胞脱落。如何加以“对冲”，调出更佳配方来保护细胞，这些也需要体外分子细胞层面的机理研究，也就是来自“科研链”上游的协同研究。
其实，一线医生在临床做研究的同时，医学院校的研究员也需面向临床做基础研究。为此，上海交大医学院开始通过申报与遴选机制，在国内率先建立起“双百”人才序列，重点予以专项支持，让首批百名“研究型医师”与百名“临床专职研究人员”形成交叉融合体系，解放各自应有的创新能力，双向转化研究成果。
根据这项新机制，全院系统加以激励和引导。对每位研究型医师，上海交大医学院每年给予10万元津贴，所在医院再配套10万元。同时，医学院再给每人50万元，医院也再配套50万元，作为其百万科研经费。百名临床专职研究人员，也享受如此津贴。截至目前，医学院已有70位研究型医师和52位临床专职研究人员入选“双百”，涉及心脑血管疾病、恶性肿瘤、内分泌及代谢疾病等临床医学各个学科。
医生这一生开的刀总是有限的，而其研究出的手术范式则是可复制可推广的。今年，由上海交大医学院党委书记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范先群领衔的项目“眼眶外科修复重建关键技术体系的创建和应用”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，已在全国推广应用，他的学生、九院眼科副主任贾仁兵博士，此次入选首批研究型医师，专攻眼肿瘤眼眶病临床研究。“医疗是今天，科研是明天和后天”，贾仁兵在美国一家著名癌症中心做访问学者时，就观察到他们在科研到临床之间不断折返的转化医学意识特别强烈，一年时间就参加了60多个学术讲座，其中有不少听讲者都是刚刚做完手术的医生——连手术服还没有来得及换下。
范先群教授表示，医学院双“百人”计划的实施，重点在于为附属医院培养善于从临床发现问题，通过临床医生和专职研究员的团队协作攻关，完成从病床—实验室—病床的转化过程，同时要打破附属医院之间的藩篱：让医学院内同一学科的不同医院，学科内和学科间的联合攻关，完成聚焦临床具体问题，开展多中心、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，切实解决临床实际难题，提供治疗和指南。